刚开机不到十分钟，听见门被迟疑地推开。抬起头，门缝里露出一个女人脑袋，大大的，散着杂乱的头发，圆胖的脸上瞪着一双游弋不定的眼睛，近四十岁的样子。
    我想起领导说，对报警的群众要笑脸相迎，不能门难进，脸难看。于是在从微机旁站起的一瞬间，将笑容堆到了一个合适的程度：
    “请问您有事吗？”
    “我…… 唔…… 我有点事。”一个与那大脑袋极相匹配的短粗的身子笨重地忸怩进来。
    “有什么事？”
    “我想……报案，没别人了？和谁说啊？”她迟疑着，顾盼着，似乎没拿我当个“单位”。
    我一听心里有点泛酸，心想，是人不是人的，都想歧视女刑警。哼！于是把心情符号由“笑脸”换成“冷脸”（拜托，可千万别告领导啊！），端起架势，口气生硬地说：
    “有什么事你直接和我说好了。你请坐！”
    那矮胖女人“扑通”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，屁股从椅子四周蔓延出很多。她低头坐在那里不说话，只是用右手将绿围巾的一头缠在左手腕上，然后再放开，反复缠着放着，看起来竟有一点少女羞涩的影子。
    我一看这阵势，有种在精神上战胜了对手的感觉，心情豁然好起来。立马将符号更换成“笑脸”，和风细雨地说：
    “大姐，您报什么案？你说出来，我看是不是归我们管。这是公安机关，您别顾虑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”
    “我告刘二奎！”她忽然抬起头，神情决绝地说。
    “你为什么告他？刘二奎是谁？”
    “刘二奎是一个老流氓，他骗我、欺负我！”
    “他为什么骗你、欺负你？请你具体讲一下好吗？”
    “刘二奎这个老混蛋都快六十了，他和我丈夫老早就认识，两家经常来往。前段时间他老婆去上海儿子家了，这个老不死的就骗我去他家拿酸菜……”话说开来，情绪很快跟上，激动使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    “请坐下说，拿酸菜怎么了？”我尽力表演着沉稳。
    “酸菜没给我，到了他家就拉我坐在沙发上一起看黄色录象带。”
    “让你看你就看吗！看了？”
    “看了，看的时候他就对我动手动脚，后来就拉我到床上脱光衣服发生了关系。”
    “你自愿的？”我怒其不争地睁大眼睛。
    “不是，他硬拉我，我才去的。发生完关系后躺在床上，我说：‘我这么年轻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得给我买个金戒指。’他答应了，说攒钱买。”
    “买了吗？”
    “没买，后来我又连去了他家两次。”
    “发生关系了？”我希望她回答说不。
    “都发生了，他没再说买戒指的事，我怕他赖帐，就在第三次完事后对他说：‘咱俩发生了三次关系，你得给我300元钱。’他当时说没有，我就让他给我打了一张300元的欠条。”，天哪！多有城府的女人！
    “300元后来给了吗？”
    “没有，后来我拿着欠条和他要过多次，他都说没钱。还说戒指的事等于没说，给钱的话，300元忒多，要按饭店小姐的价格，每次30元，三次共90元。真是气死我了！我要告这个老东西！简直不是个男人！玩不起就别玩！”她义愤填膺地说。调子越来越高，胖脸激动得通红，象一个慷慨激昂怒斥坏分子的革命斗士。
    听着那女人愤怒的声音，看着她因愤怒而有些扭曲变形的脸，心中涌上一种叫“悲哀”的情绪，不，应该是“可笑的悲哀”。
    “你不知道你的行为是卖淫，你不知道卖淫是犯法吗？你还来告别人？”
    “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欠钱就要还，不还就告他！”一种义正词严的声音，俨然一个坚持真理决不屈服的布尔什维克。
    Oh!My god!晕！真晕！
    “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，这类案件归治安大队管辖，你跟我到治安大队！”
我神情严肃、口气严厉地说。
    呜呼！我们身边竟还有这么重量级的法盲！我们伟大的祖国所面临的普法任务，还真的非用那个叫“任重道远”的成语来形容不可吗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雨荷